中国画的“品格”——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感言

文／王和平

谈论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大家有许多看法。其中有二点较为突出：其一，作品多为工笔画，写意画极少。工笔画通常需要几个月的制作过程，评委觉得“花了真功夫”，因此入选。而少数入选的“写意画”，大多仍然是通过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段来完成的，笔墨于其而言只不过是“黑颜色”，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写意。其二，参选的大都是尺幅巨大的作品，以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为噱头。

这些作品多为年青画家创作，他们尚缺乏丰富的生活阅历，又急于求成，只得不断搜寻复杂的场景作为创作题材，多少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历史上许多优秀的绘画作品篇幅并不大，但内涵丰厚，令人流连忘返。试想，梁楷拿出《泼墨仙人图》、倪云林拿出《溪山图》参加当今的全国美展就一定能获奖吗？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谈论中国画的意境时曾说，“一天的春色寄托在数点桃花，二三水鸟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中国画讲求“境生于象外”，囿于方寸纸间，以纸张大小论长短，以取材的复杂性论长短，实则是放弃了千百年来对方寸尺幅之外那一片宽广无垠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忽视了中国画的品格，并非明智之举。

中国画除了表现题材之外，还有不同于其它绘画种类的两个特点：其一是文化性，其二是笔墨。这两者常为今天的美术评审体系所忽略，却恰是评判中国画“品格”高低的核心所在。所谓文化性，是说中国画历来是中国精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儒、道、释思想文化体系含有最深的牵连。儒家入世、道家出世、佛学内省，等等，中国画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将绘画的品格划分为能、妙、神、逸四等，此后几乎成为中国画恒定的品评标准。

这是因为，中国画擅长的不是写实，不是再现事物，而是写意。而这个“意”，有其独特的语言系统，非长久生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的人无从感知与理解。而所谓的笔墨，是说中国画的文化性离不开笔墨工夫的承载。可以说，中国画的文化性和笔墨是“道”与“器”的关系，而又不仅仅是“道”与“器”的关系。写意的中国画极强调书写性。从元代开始，强调书法趣味，强调笔墨自身的审美意兴，便成了甄别绘画出自“文人”之笔，或是“匠人”之手的标准。

与其它绘画种类不同，笔墨在中国画中不仅仅是造型手段，它具有不依存于作品题材之外的独立的美，线条的流转曲折、干湿浓淡“写”的是画家胸中臆气。故而，不同的画家即使表现同一对象，由于笔墨结构不同，也会风格迥异，各有意味。然而，现在有些画家却在直接模仿名家的笔墨结构形式，比如画虾还用齐白石方法，这是不懂得中国画中笔墨本身拥有的那一片值得赏玩的天地。塑造笔墨结构是中国画创作者的一堂必修课。

上述种种问题的症结，当归结为今天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艺术传统的疏离感。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灾难严重挤压着中国文化的正确走向，文化的本来面目与复杂性遭到遮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国画也成为改良和革新的对象。改革的结果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美术院校仍然普遍采用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与科学精神相匹配的写实主义教学体系。一个世纪的光景，使把握中国美术发展方向的教育者与评审者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更遑论青年学子。重新发掘中国画的传承脉络，珍视中国画自身的品评标准与审美价值，任重而道远，却是当务之急。

今年在杭州举办的“中国画双年展”一改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中大尺幅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要求以册页为创作载体，试图“在册页的观览品鉴中，开启了一个精微文人品读世界。”可以想象，从忙碌的工作、喧闹的社会中脱身归来，沏上一杯茶，取出一本册页“或清赏默对于几案之间，或摩挲把晤于掌指之内，已而与之相契，吟啸其中，心居玄冥，浮藻联翩”。这是何等惬意呀！“使品读者在一叶一帧的翻览蝶环，开合启闭之际，游息于‘物我同化’的哲学意境”，这是否可视为对中国画文化性与笔墨内涵的重新追索，是否可以视为是对中国画“高品格”艺术追求的复归？因此十分期待。